对于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来说，故事比说理更能激发认同的力量。

这个世界不是波普的第三世界，也非柏拉图的理念世界。经典世界的人物事件，穿越于不同的经典文本，具有独立于其历史原型的生命力。

穿插于不同文本间最富于戏剧性的故事，当是孔子厄于陈蔡。生以身谏，死以尸谏，可谓直矣。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魏晋时的《列子》，也沿袭庄书的观点。因此，研究经典与研究历史虽然可能面对共同的文本，但意义并不一样。

前期文献可以分为经、子、史三个层次或三类体裁，其中经是最原始的素材，子是对经的述与议，史则是述（讲故事）的发展。注释包括对文献知识的注与思想意义的释，由此又有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的经学的衍生，如今文与古文，或汉学与宋学之类。必须承认，从长时段的眼光看，经典世界对我们时代的影响整体上正在减弱。

身后的名声对传主没有改变其命运的回报，这涉及到孔子或儒家的信念问题，它包含有超越个人甚至是时代的普遍价值，和生命的意义超越于生命之上两个方面。但研究经典，则不等于研究经典文化。由经典的讨论而引发当代法律条文的修订，非常出人意料。例如，《论语》提供孔子及其弟子或时人的言行记录，而其所涉时代为历史上的春秋晚期。

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皆圣人之典也。也即孔子称圣，同样基于传经述先王事迹的功绩。

不仅同一时代有不同的读者，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读者。一句话，经典世界是民族认同最深厚的文化土壤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韩愈也说：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诸侯用夷礼则夷之，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因此，拉丁文、巴利文、阿拉伯文或中文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。

共同的想象联结共同的感情，没有共享故事的共同体，只是契约的产物，是空洞的或无根的。另一个是蘧伯玉与史鱼的例子。与抽象理论不一样，这些图景是经验中可以用感官感知的。坟土未干，而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

这种占主流的解释，给我们的文化或被我们的文化打了印记，它将是吸引人们寻求理解我们心灵结构的新途径。及夫万类坌集，棼不可理，言语之用，有所不周，于是委之文字。

直至当代，李泽厚径直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。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。

相比之下，引《书》则只有2次。对比一下可以发现，经典影响历史与事件影响历史，模式有别。其实，不是孔子对《书》不重视，而是传《书》同古代圣贤的事迹与评论混合在一起。为人臣，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，死不当治丧正堂，殡我于室足矣。两者的区别在于：历史世界的研究即便使用经典文献，也是利用其为探讨历史事实的史料。其中经指六经，子则是孔、老为代表的诸子百家，史是从《春秋》（原属经）到《史记》所发展的史学。

而且，它们提出的某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。具体事件如某次政变或某次战争，其影响均一样。

这即是说，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是确定‘能否构成一个种族的前提条件。司马迁说，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礼乐教。

就《论语》而言，其言需要分析。《论语》一书提及的156个人中，历史人物有42人。

不仅传说中的当代人物，大事付托时也会引诸如诸葛一生唯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之类语句。子贡说：纣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，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其义于其中。经典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范型和精神动力。

至南宋，《朱子语类》中，就有许多朱子同弟子关于《论语》之乐的讨论。安德森(Benedict Anderson)在其《想象的共同体——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中提出：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，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连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，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。

与诸子讲故事的重要区别在于，它不是为说明某些具体道理而列举松散的事例，而是把故事纳入共同的时空结构中，即给予时间先后及空间前后左右的定位，让叙事的秩序显现出意义。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

经典则是其共同的意向中心。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，而退弥子瑕，徙殡于正室，成礼而后去。

但是，在波普的第三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，存在两项重要的差别。语言文字只是媒介，重要的是其携带的信息。关于义理或者说哲学论说，是围绕着前期文本留下的问题演化形成起来的。太炎所强调的这些能激动种性的国粹，事实上就储存在经典世界中。

后者同时包含各种真实的与虚假的理论，还有问题及推测与反驳。它包含有儒道墨利用该故事进行思想斗法的情节，可以分三组解读。

而书面故事内容固定，但没有讲述带来的情感互动。就史料而言，是否来自经典并不重要。

听是通过语言，读则借助文字，两者可以接受相同的故事。孟子说: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